田居
对于唐朝人来说,远离喧嚣、战乱的平和田园生活是一种心灵的信仰。他们用诗歌记录下这样的生活,留存于历史,更成为了一种文化基因
白居易有一首题为《朱陈村》的乐府诗,讲述了自己路过徐州古丰县朱陈村时所看到的场景。诗里写道:“有财不行商,有丁不入军。家家守村业,头白不出门。生为村之民,死为村之尘。田中老与幼,相见何欣欣。”土地,不仅承载了唐朝普通农家从扎根到繁衍、从繁衍到鼎盛的梦想,更安放着一种浸透心灵的平和与宁静。让唐人世代相守的,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壤呢?唐代继承了北魏、隋以来的均田制,将土地分为永业田和口分田。《通典》记载,唐代只有18岁以上男子才有授田资格,一名成年男子可以获得永业田20亩,口分田80亩,合计为唐制的一顷土地。初唐和盛唐时期,得益于均田制,唐人的生活和状态丰满无比,“女汲涧中水,男采山上薪”的安稳生活,在唐诗中宛如一幅静止的画面,留存于历史。
王维在《渭川田家》中记录了自己在京畿渭水边看到的农村:“斜阳照墟落,穷巷牛羊归。野老念牧童,倚杖候荆扉。雉雊麦苗秀,蚕眠桑叶稀。田夫荷锄至,相见语依依。即此羡闲逸,怅然吟式微。”夕阳的余辉映照着村庄,归牧的牛羊涌进村巷中。老人惦念着去放牧的孙儿,拄着拐杖在柴门外望他归来。在野鸡的叫声里,小麦已经抽穗,蚕即将吐丝。陆续荷锄归来的村民彼此打着招呼,说着家常。此情此景,让诗人惆怅之余不禁吟起《诗经》中的“式微,式微,胡不归?”事实上,史籍中所记载的唐代村庄,从一首我们都熟知的唐诗中就能得到印证,那便是孟浩然的《过故人庄》:“故人具鸡黍,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。”值得一提的是,得益于唐朝广泛的中外交流,待到唐中后期,皇家或民间的园圃中开始出现大量的动植物舶来品,其中就包括来自西域的葡萄和水仙,以及来自南方的菩提树和莲花。专门研究唐朝舶来品的西方汉学名著《撒马尔罕的金桃》中还提到了七世纪康国(撒马尔罕)向唐朝进贡的“金桃”,根据书中的说法,这种将桃树枝条嫁接在柿子树上的生产技术,连柳宗元笔下的“郭橐驼”都知晓一二。
在师永涛看来,远离喧嚣、战乱的平和田园生活是唐朝人一种心灵的信仰,唐人因此写下大量的田园诗,来表达他们对于田园的眷恋。事实上,即便是在嘈杂如今日的21世纪,许多人依旧怀有归园田居的梦想。中国人对于田园、小舟、流水和农人的情感眷恋,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传统的国家;另一方面,田园安放着一种浸透心灵的静。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文化基因,来源于对安定生活的向往,更来源于人们对自由的渴望。
到了文人那里,这份向往和渴望便化作读书山林式的“归园田居”生活了。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就一生读书、生活于山林之中。《诗映大唐春》中提到,孟家位于襄阳城外,其宅园叫涧南园。诗人在《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》这首诗中,就非常自得地留下这样几句话:“弊庐在郭外,素业唯田园。左右林野旷,不闻城市喧。钓竿垂北涧,樵唱入南轩。”至于孟浩然为什么选择襄阳定居,自有一番道理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,襄阳城外的鹿门山是东汉后期著名隐士庞德公的栖隐之所,诗人在《登鹿门山怀古》中写道“昔闻庞德公,采药遂不返”,便是再好不过的证明。一生读书山林、从未踏足官场的孟浩然,与东晋末年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何等相像。这份风流倜傥和洒脱不羁就连李白都艳羡不已。除了我们所熟知的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,李白还写过一首《赠孟浩然》的诗,诗中道:“吾爱孟夫子,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冕,白首卧松云。醉月频中圣,迷花不事君。高山安可仰,徒此揖清芬。”对这位比他大十余岁的朋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
农业的富足,不仅是唐人向往的田园生活的根本,也是唐朝全盛的物质基础。如果没有大量的粮食作为国本,唐代的军队进取、诗歌天下、文艺复兴以及手工业的繁荣都不可能出现。
唐代三百年的国运与农业息息相关。为了维系这一国本,在唐前期的130多年间,全国兴修水利工程达160多项,加之筒车、曲辕犁等灌溉、耕作“利器”的发明,中原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。待到唐玄宗在位的天宝年间,仅粟米一项的全年缴纳量就达到740余万石。朝廷将隋朝建在洛阳的含嘉仓重新建设,将长安以东的粮食全部存放于此,再逐步向长安的太仓转运。天宝八年,全国主要粮仓的储粮总数为1266万石,其中含嘉仓储粮583万石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天下第一粮仓”。
“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”,盛唐时期的农业富足,从杜甫的《忆昔》一诗中可见一斑。但此后,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,安禄山起兵后一路直奔洛阳,或许就因为那里存着帝国一半的粮食。史书不曾记载含嘉仓的粮食唐人是怎么处理的,但《唐人时代》分析认为,它们应该落入了安禄山之手,否则安史之乱不可能维持八年之久。
在农业社会里,粮食是生命的本源。史学家常说安史之乱消耗掉了唐帝国的“元气”,这种“元气”如果实物化,那便是粮食。